韩愈《师说》为纠正耻于从师的风气而作,篇幅不长,却切中时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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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师说》是韩愈的名篇之一。是中国历代文学名篇之一,探讨的是从师学习的道理。今天, 我们就来品读这篇作品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,以及文章特色。

  韩愈《师说》:为纠正耻于从师的风气而作,篇幅不长,却切中时弊

  “说”,是议论文的一种。文章论说的是从师学习的道理,故以此为题。韩愈为什么要就这个题目做文章?他不是泛泛作论,而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。韩愈一生兼为思想家和古文家。

  作为思想家的韩愈,他痛感中唐以来国势的衰微,纪纲的弛坏,企图以复兴儒学的途径来谋求“中兴”的局面,所以他以继承孔、孟的儒家道统自命,希望扩大圣人之道的影响,力求使之深入人心。作为古文家的韩愈,他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,是这个文学运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。为了使古文能站住脚跟,与“时下文字”即骈文相抗衡,也需要集结力量,组织起一支队伍来。这样,以一代师表为号召就势在必行。然而时俗却耻于求师从师,尤其是“士大夫之族”更不屑为之。这样,要为儒学和古文张目,就不能不批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。韩愈的《师说》,名义上是送给学生李蟠的,实际上不如看作是一篇押击时弊、拨乱反正的战斗微文,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驳论色彩,原因就在这里。

  韩愈《师说》:为纠正耻于从师的风气而作,篇幅不长,却切中时弊

  韩愈的《师说》既然是为纠正社会上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而作,因而文章就必须写得醒豁而有力量。本文的许多特色正由此而来。

  全文可分四段。从开头到“师之所存也”是第一段。文章劈头就以两句断语喝起。首句谓师之不可无,二句谓师之所以不可无。全文一入手便以警拔之句、特起之笔,提起主旨。作者旨在振聋发聘,点醒迷顽,所以不用曲径通幽的方式徐徐说出,而是横空飞来,当头直下。中国的封建社会,人心尚古,韩愈素以“复古”标举,所以本文要从“古之学者”说起。二句把“师”和“传道”、“授业”、“解感”三者联系起来,把老师的作用概括得十分显豁。从内容上说,强调了老师的重要,也就自然而然提起了下文所要论述的求师的必要,而后者正是本文的重心所在。作者紧接着就由比较具体的“解惑”入手,渐渐过渡到比较抽象的“闻道”,最后归结至“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一句。这一句,笼括了本文的主要精神,是全篇的关目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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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这里,是文章的第一段,作者论证了求师的目的和重要性。全段用雄快骏厉的笔墨,提纲领,亮出观点。因为作者把“师”和一般人高山仰止的“道”联系起来。把“求师”上升到“求道”的高度上来认识,就使这个论题显得非同寻常,意义重大,从而一开局就赋予全文以高屋建瓶的气势,颇有先声夺人之妙。

  从“嗟乎”到“其可怪也”,是文章的第二段。在这一段里,作者接连用三组对比,驳斥了耻于从师的糊涂观点。第一组把圣人和愚人作对比,指出圣人因“从师而问”所以成其圣,愚人“耻学于师”所以成其愚,那么,不求师无异于“弃圣绝智”,所以不可取。第二组把童子和成人作对比,指出为幼童长进皆知“择师”,成人自己反而“耻师”,那么,岂非厚彼薄此,小事明察大事糊涂?所以不可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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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组把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和士大夫、君子作对比,指出教养低的人“不耻相师”,教养高的人却动辄“群聚而笑之”,那么,教养高的反而显得比教养低的更无知,所以也不足取。如果说,文章的第一段是正面立论的话,那么这一段就转而以驳论为主了。虽说驳论,也还是一正一反地对比论列,好似连环套一般,在大“比”中套小“比”。

  这三组对比,用的正面例子都属人所习知的生活常识,这样把对立的矛盾现象组合起来,就使那不合理方面的荒唐乖戾之处愈显眼,一经点破,不由人不点颔称是、会心而笑。文章的说服力由此而增强。从明处看,这三组例子仿佛是平行论列的;从暗处看,讥讽的语气却是一层强似一层。第一组对比不过是说不从师学习就不如圣人,第二组暗示耻于求师还比不上幼童,第三组则干脆说连巫医之流都不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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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巫医、乐师、百工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是被视为“贱役”而不入流的,这可真是所谓“等而下之”了!这最后一层自然是韩愈封建正统观念的流露,从行文上看却有“情生文、文生情”的效果,巧的是将讥讽之意隐含在议论之后,不露声色,一经咀嚼,方知锋利无比,所谓“绵里藏针”是也。

  文章到此,基本意思似乎已经说完,作者却以“圣人无常师”一句振起,又生出一段妙文。自这句以下至“如是而已”,是文章的第三段。前段的文势已在暗中递进,至此又陡起高潮,作者承前所说的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”,进一步推衍出透辟深刻的思想来。因为道无所不在,所以在求师途径上,应该不拘一格;在师生关系上,则要能者为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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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总之,“师”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当随“道”之所在而转移。这一段并不是节外生枝,从中正可见作者用意的周到。就学的方面而言,这是在论证了求师的必要性之后,对如何求师的补叙,勉励后学不圃于“师法”、“家法”的门户之见,而能荟萃众长,后来居上;就为师的方面而言,则在肯定了“师道”之后,又有防范以“师道”划地为牢、唯我独尊的用意。这一节文字表现出作者在从师问题上通达的识见,又与全文主旨前后辉映,在收煞处“立一篇之警策”,显得精警动人、气固神完。

  最后一段,交代本文写作的缘由。其中,“不拘于时,学于余”一句,特意表彰了李蟠从师学习所具有的反流俗的意义。其实,李蟠的虚心求师固然是“不拘于时”,韩愈的毅然为人师,又何尝不是如此?不过韩愈对人褒扬称美,对己则“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”,虽不自露,其战斗的锋芒却不可掩抑。

  韩愈《师说》:为纠正耻于从师的风气而作,篇幅不长,却切中时弊

  本文的写作,就是和时俗斗争的自觉产物。这一点,只要读一读柳宗元写的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便可知。柳宗元在文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辞,愈以是得狂名,居长安炊不暇熟,又掣而东,以是者数矣。”这一段话,正可作为说明《师说》一文战斗性的注脚。

  宋代的苏淘评论韩文的特点是:“韩子之文,如长江大河,浑浩流转,鱼露蛟龙,万怪惶惑,而抑遥蔽掩,不使自露。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,苍然之色,亦自畏避,不敢迫视。”(《上欧阳内翰书》)《师说》篇幅不长,却切中时弊;说理要言不烦,却力透纸背。正面立论,理不可夺;反面驳议,讽意自见。好比两军对垒,既有堂堂皇皇的阵列,又时出偏锋奇兵,其势锐不可当。鞭辟入里的语言和气脉贯注的结构方式互为表里,形成了雄劲悍鸯的风格。这种以短文发精采议论的经验,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。